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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25.12.22总第121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秋招结束，夏楠总算能松一口气。
赶在2025年的尾巴，她获得了南方某市的媒体offer，在同班的十几名学生中，她是目前唯一已签了三方协议的人，也是唯一真的选择进入媒体行业的人。要知道，她来自国内传媒专业排名最靠前的院校之一，所在的硕士班又是校内最具代表性的实验班，对学生的选拔很严格，要求具有跨学科的复合背景。
张雪峰的“文科就是服务业”言犹在耳，文科要“与危机共存”还是破局重生？我们在谈论“文科危机”时，又到底在指向什么问题？
投资与“收获”并不匹配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排名前50的专业，工科专业占了约2/3，在薪资上也保持领先，人文社科类专业如法学、艺术学、经济学、文学等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相对靠后。
实际上，全球的文科毕业生都面临着同样的就业危机。受就业形势影响，在全美各种不同类型的高校中，被称为美国文科“四大学科”的英语、外语、历史学和传播学，面临严重的招生下降，59%的美国大学英语系减少了终身教职人员。顶尖名校如哈佛大学2024年宣布取消至少30门文科课程，涉及20多个系。国内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纷纷撤销多个文科专业。
对“文科危机”的讨论是由就业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程乐松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今天的人们在谈论“文科危机”时，相当泛化和模糊。实际上，中国公共话语中使用的“文科”一词，是西方语境下人文学科、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模糊综合体。“作为与自然科学对立的他者，这种泛化会导致对文科价值的误读，比如简单用就业、薪资衡量文科的‘有用与无用’”。
在程乐松看来，与就业有关的危机发生在文科外部，更多是一种社会感知，但这种“感知”存在一定的非理性与短视。据他观察，互联网上谈论“文科无用”最多的，恰恰是文科生自己。“当前的就业环境下，这些学生由于在职业生涯初期就遭遇了社会负面反馈与很大挫折，急需一个情绪的出口。”
他指出，文科就业焦虑背后的潜藏逻辑是，多年来的教育投资成本与其“收获”并不匹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收获”仅指向大学毕业后短期的择业空间与薪资，忽视了长期前景。
如果把文科就业寒冬放到更大的历史图景中，伴随着我国世纪之交的大学扩招，过去二十年间，高校快速扩张法律、新闻、行政管理等文科专业，文科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为今天文科就业市场的供需严重失衡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当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本科学历普遍“贬值”，读研成为多数大学生的“标配”，而文科类研究生由于对跨专业报考友好，成为通往更高学历的便捷通道。
在程乐松看来，大众化时代，大学文凭本身已成为某种“教育必需品”，今天，高等教育的职业化取向在明显弱化。因此，应对文科就业危机的更好方式，是着眼于核心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文科生才具有更灵活的社会适应力与长远的职业前景。
文科教育到底应怎么改？多位受访学者提出，改革的核心方向是“去知识化”。程乐松建议，本科阶段的文科培养要进一步强化通识性，更多聚焦于方法和问题。
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现实中的文科通识课常被视为“水课”。这并不是通识教育理念本身有问题，而是课程质量无法保证，其根源在于整个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未能真正转变，且受到功利化氛围的日益侵蚀。
王尧强调，文科教育改革是必要的，但当前面临很多挑战。首先，教学方式和内容要变革，AI虽然替代人类进行简单的知识传授，但课堂上的讨论、碰撞和观点交锋，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AI永远无法取代的，这才是文科教育独特的地方。
他建议，未来的文科课堂应更多转向小型“研讨会”形式，不过，这对高校的资源提出了很高要求，特别是在本科阶段。此外，教学内容上，很多教材太陈旧了。如果有些核心课程不能改，就应通过选修课和专题课来补充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强调对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要有对历史的关怀、对人类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人文关怀。”王尧说。
“不可替代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
早在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就注意到全球人文科学的边缘化现状，在《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一文中，他当年提出了三个追问：什么是人文学科能，而其他学科不能？什么是必须经由人文学科训练才能达成，而经由其他学科的训练却不能达成？什么是必须在大学的人文学科中通过专业地学习，而不能仅凭着业余爱好通过自学便能成就的？
葛兆光认为，只有找到人文学科有必要存在的基础，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救赎。在AI时代，这些追问必须置于新技术的语境之下。
历史学被认为是“文科中的文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如果从历史学研究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在前数据库时代，历史学家比拼“功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占有材料的数量；在数据库时代，材料易得，只会找材料已经不够了，历史学家必须拥有更强的史料细读能力；直到进入“数据库+AI”时代，由于AI能快速抓取和概括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节省了大量学术史梳理的时间，这就对历史学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站在更高站位上进行研究。
赵冬梅对生成式AI的到来“适应”良好，她常用豆包，将其视为历史学研究的“优秀助手”，在使用过程中，她发现，即使在历史学中相对冷门偏僻的知识，只要公开发表过，哪怕不是研究论文，只是一场公开演讲，AI也能准确地抓取和识别。
在微软2025年发布的《与AI协作：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职业的适用性评估》报告中，基于20万条用户对话和近3万项职业数据，对不同职业被AI替代的风险进行了排名，其中，历史学家位列第二，仅次于口译与笔译员，覆盖率(AI技术可覆盖该职业任务的比例)高达91%。
在赵冬梅看来，虽然AI能阅读和文献梳理，但对历史学研究而言，更关键的是建立在材料细读之上的阐释能力。同样是阅读，历史学家的细读是带着学者的态度、判断与观点，并且要尽可能将史料准确地置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时空和各种复杂关系中，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整体性的历史阐释。“整合力与创造力是历史学更重要的能力。”她说。
与赵冬梅类似，科幻作家陈楸帆也是AI的积极拥抱者，他甚至更加激进。作为国内最早与AI联手“创作”的作家，早在2017年，陈楸帆就开始尝试在写作中加入AI。今年3月，陈楸帆发表《为什么我改变了对AI写作的态度》，他在文中指出，DeepSeek的中文能力令人惊艳，甚至在创作诗歌等短篇幅作品方面，已能超过90%的人类创作者。
“这已是相对保守的估计。”陈楸帆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过去，人们谈论AI的结构化知识生成能力与套路化写作能力，但现在，连《诗刊》编辑有时都难以分辨诗歌投稿来自人类还是AI。人工智能的创意写作能力，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这自然就产生了随之而来的被替代焦虑。
“身为作家，真正不可替代的，其实只有一件事——你个人的生命体验。”陈楸帆说，“知识可以共享，观念也往往是时代共同生成的，技巧甚至可以被学习、模仿，但唯独你如何感受世界、如何被世界击中是无法复制的。”
“写作的关键，是把这些独特的生命情感提炼出来，转化为一种审美结构与审美品位，并且必须与他人正在经历的困惑、焦虑或期待形成对话。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类写作者。”陈楸帆认为。
回到2025年春节，DeepSeek爆火期间，他开始构思小说《神笔》，这次，他感到AI已经很像一个与他高度契合的搭档。他先有一个初步设想，让AI围绕它给出3—5个不同的创意方向，把其中有趣的点子重组后再投喂给AI，这样反复互相激发，最后的小说成品正如写作过程本身，是一个嵌套式的故事：小说里的作家陷入写作瓶颈，想借助AI摆脱困境，最后却发现AI不仅在改写作家的小说，也在改变现实世界。
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言。不过，相较于创意写作，陈楸帆更担忧的是人们毫无节制地使用AI，会导致在常规写作与阅读能力上的弱化。
对历史学科而言，赵冬梅最担心的是：无论是小切口研究，还是整体历史叙事，缺乏了深度阅读、记忆与写作能力等“基本功”，就都没了立足之本。“我经常怀着沉痛的心情对学生说，你用AI完成作业，损失的是一个完整的自主思考过程。”她说。
“重构文科的学术评价体系”
多位受访学者指出，近年来，人文社科研究越来越局限于狭隘的学科专业主义，问题越分越细，语言愈发封闭，学者沉溺于一个个“学术孤岛”。这一过程中，文科学者逐渐丧失对社会重大公共问题的关切与回应。“人文学科当前最大的危机是阐释世界的能力弱化。”王尧强调。
程乐松认为，这种危机与整个现代学术工业体系的建立密切相关。自现代自然科学在19世纪末诞生以来，为适配现代性社会对标准化和效率的追求，大学里高度专业化的分科模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在科学和人文不断分野的同时，以论文、经费、项目与排名等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深度侵入人文社科学界，带来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方面，在各项指标上“卷”不过理工科的文科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在越来越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文科学者逐渐被工业化“驯服”，长期来看，这会损伤文科研究整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越来越难以出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
一位不愿具名的南京大学青年社会学者观察到，今天很难有社会学者愿意去触碰一些总体性观照的问题，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病灶。在学术体制内部，有影响力的学者没有勇气去尝试，年轻的学者受限于“非升即走”压力，为了实现短期内快速产出，更难以关注那些研究周期长、风险高的议题。
“相比之下，对青年学者而言，选择一个热门领域下的微观、实证研究，或者使用新颖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容易出成果，也更符合学术期刊的发表标准。从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也可以看出，报上的选题往往比较宏大，但最后学者们递上去的成果文本只有细节。”前述社会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他看来，这就是学术工业化的典型表现，造成大量的学术重复性再生产，研究对象严重同质化。“比如，前几年零工经济很热，社会学者们于是都去研究外卖小哥。这类研究看似很接地气，但无法从微观个案上升到更高层面的视角，只能得出和老百姓常识接近的判断，这是社会学的悲哀。”
受访学者指出，当学术研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大，则会进一步削弱文科的社会公信力与公共影响力，加剧文科在社会认知层面的边缘化，然后进一步加剧其在大学内部的边缘化，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多位学者指出，关键在于重构整个文科的学术评价体系。
在“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对文科青年学者的考核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弹性，对部分发表论文不易的冷门学科研究者采取“一事一议”。但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杜泽逊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虽然山大在局部进行了一些评价体系的改革，有的高校也取消了文科博士生发期刊的要求，但学生就业时其他高校仍设有指标门槛，因此，学术评价的有关问题无法依靠单一学校孤立地解决，必须在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地推动分类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不再对文理实行“一刀切”。
他还提议，可以将分类评价细化到二级学科，例如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并建立全国互认标准，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联合期刊代表和各学科内的权威专家，制定以小同行为基础的二级学科成果评价标准，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样既能尊重学科差异，又能保障人才流动时的公平性。”
赵冬梅强调，今天公众对高质量历史知识的需求是巨量的，但问题是，历史学界没有相匹配的“供应能力”，能将严谨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语言、进行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的学者非常稀缺，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是历史学真正的危，也是机。
文科如何重建对现实世界的阐释能力？多位受访学者指出，唯一的路径是从文科内部克服危机，重新找到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人文学科是研究人和人类意义的学问，不能以工具理性来干扰价值理性，当人文学者自身成为各种指标的载体，一个更具人性和意义丰沛的世界图景也就消失了。”王尧说。
(夏楠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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